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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社会公众普遍地将法律的要求内化为自己从事一切社会行为的动机，并自觉地把自己和他人的行为坦陈于法律面前，接受法律的评判和检测。

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9条区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实行不同的赔偿标准（即所谓同命不同价），则构成对亿万农村居民权益的歧视。在德国，设有宪法法院和行政法院，负责对法律、法规或行政命令的司法审查。

就公权力机关侵害权利的个案情形而言，一般来说，只存在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不存在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侵害特定人权利的个案情形。在第一种情形下，权利救济的路径和方式主要是民事救济，在立法上有实体法和程序法之分。至于像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规范性司法解释，如果侵害了人民的权利，无论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1981），还是最高人民法院自己制定的《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1997）和《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2007），均无相应的纠正机制。与此不同的是，公权力机关侵害人民权利的情形，既可能是个案的，如非法征收、错捕、冤假错案，侵害的是特定人的权利，也可能是非个案的，而具有普遍性，如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机关发布的具有普遍效力的行政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非个案批复的规范性司法解释，由于这些文件对共同体成员具有普遍的适用效力，其对人民权利的侵害就不是个案的，而是具有普遍性的。六 源自西方国家的司法审查制度倍受我国学者的青睐，不少的宪法学者和行政法学者建议，我国应建立类似的违宪审查或司法审查制度，包括建立宪法法院和行政法院。

《行政法院法》第47条则规定，任何人认为法规、命令侵害其权利或者在可预测的时间内侵害其权利时，可以申请高级行政法院进行规范审查，以确认法规、命令无效。《刑法》第2条规定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其实不然，三大诉讼法经过近年来的修改,已经使得法定立案基本上是登记制。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整治六难三案问题加强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通知》（法〔2014〕140号）中指出：严禁在法律规定之外另设受理条件，不得对符合立案条件的诉求拒绝立案、推诿立案、拖延立案。二是只对起诉状的格式要素进行审查后即予以立案，这是典型的立案登记制。《决定》也指出要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因此，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决定》中的立案登记制予以正确的解读，并在相关适用上的问题加以阐释。

可见，《决定》所提出的立案登记制并不是典型的立案审查制，而是一种相对的立案登记制。三是对于不接收起诉状、接收起诉状后不出具书面凭证，以及不一次性告知当事人需要补正的起诉状内容的，当事人可以向上级人民法院投诉，上级人民法院应当责令改正，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47]福柯称谱系学甚至必须界定这些事件不在场的那些时候，即它们一直未能实现的时刻。近现代法国实施最久的《宪法》是1875年第三共和国宪法，但依宪治国居然没能长治久安，法国的一战民族英雄贝当元帅只能率军向德军投降。[50]元前370年开始的留克特拉会战终结了斯巴达的霸权，则宣告了底比斯在希腊霸权的兴起。它指的不是常规宪制条件下的政府换届，权力的程序性交接。

事实上，除宋太祖外，与之最相近的也只有东汉光武帝逐步的退功臣而进文吏。[56]参见前注[21]，［美］汉密尔顿书，第124页。如今，若不是核武器，所谓大国与小国在国防上已经无异。[10]而这场战争的另一结果则是促成了另一北美国家加拿大的创建。

本文的努力，就会如本文开篇所言，尴尬且另类。不是说这些文件不重要，但其重要说到底是因为那个国家/民族/人民重要，但能指和指涉，不能混淆，更不能买椟还珠了。

也不会是今天人们习惯讨论的那种中央和地方关系，无论是单一制或联邦制———因为谁是中央，谁是地方，既非天然，也非给定，这个谜底是双方的综合实力，但首先是军事实力共同锻造的。中原的另一个大动荡时期是五代十国。

[32]但从孔子的赞扬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游牧文明当时对中原农耕文明已经构成了严重威胁。西周建国前就曾伐犬戎。[26]在地方上，为应对危机或是在边陲军事重镇，也会允许临时性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但总体而言，并在制度上，一直强调军政分权，文官高于武官。[57]陈澹然：《迁都建藩议》，转引自，《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载《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但在中国历史上这常常可望不可及，否则这就不会是后世佳话。而随着中原文明和政治治理格局的拓展，有了更辽阔的疆域，就可以获得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撑，就有了更大的战略纵深，就可能从不直接受战争威胁的地区征兵征粮并调运北方，才可能坚持这场持续数千年同北方游牧民族的竞争，并在竞争过程中，促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融合，促成这个历史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整合。

这并非欧洲人更爱和平，只因欧州的传统是各国临战征召市民或臣民组成军队，因此是民兵。而这些地区本来都是两个文明之间争夺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很难。

［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页。换言之，欧洲从一开始就没有这类制度需求：建立高度中央集权的王朝，以强大的常备军抵抗游牧民族。

这意味着，北约的军事存在其实已经成为所有这些欧洲国家实在宪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登州范温，率忠义之人，绍兴癸丑岁泛海到钱塘，有持至行在犹食者。

[8]她就不想想谈的前提。北宋统一中原后，曾试图以武力收复燕云十六州，均告失败，北宋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无法获得长城庇护的汉族中原王朝。到公元前53年，汉宣帝时期，匈奴单于投诚，亲自到长安朝见汉宣帝，之后北方就一直也没有什么有威胁的战事。今天美国宪法学者也不讨论军事宪制问题了，但值得提问的是，这究竟是因为如今军事真的不重要了，还是因为如今学者对军事的无知？在近代欧美各国中，针对本国情况，在宪制层面专门讨论军队和军事问题，并做出细致宪制安排的，就我的有限阅读而言，最突出且最早的其实是美国的联邦党人。

与宪制紧密相关的另一重大军事问题是如何防范北方游牧文明的南下，确保中原农耕地区的和平和安定。[16]沈德潜编：《击壤歌》，载《古诗源》，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页。

是，马上不足以治天下，[17]但这也不意味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半部论语治天下了。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1页。

[3]邓小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载《邓小平文选》卷3，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8页。宋朝廷只能渡江南迁杭州，建立了南宋。

没打算抽象讨论军事的宪制功能，也不是打算（尽管可以，也应当）用宪制的实力政治（realpolitik）来平衡一下流行的规范宪法学，本文追求，根据中国经验，在中国的历史社会语境中，讨论军事对于历史中国的国家构成/宪制（constitution）的具体塑造。无情的结果是，战乱迭起，死人无数，元初中原人口损失80％。中国并非历史的例外，而是通例之一。中原内乱还使北方另一游牧政权契丹南侵，建立了辽国。

在军营中，皇帝的卫队也被告知不得快行。在黄河中下游地区，需要有一个具有跨地域政治治理和统一协调能力的国家和政府，不仅为解决村落之间和区域之间可能的冲突，因为治理黄河，更因为要抵抗北方游牧民族南下。

资中筠：《美国十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64]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近现代之后，欧洲的一些最小的国家先后宣布放弃常备军。

这并非欧洲和平，其实欧洲的战事也挺勤，只是若需要军队，或组织民兵，或使用雇佣军，或向邻国寻求援军。司马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99页。